以消費結構轉型釋放消費潛力

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，2022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-0.2%，短期消費釋放面臨嚴峻挑戰，消費預期轉弱。與此同時，我國中長期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并未改變，消費仍有大文章可做，關鍵是以結構性改革這支筆作好“中國消費”這篇文章。

2020年，我國居民消費規模占全球比重僅為12.27%，同年我國人口占全球比重為18.17%，消費占比低于人口占比近6個百分點。這個缺口在過去25年呈現明顯收窄的態勢。如果我國消費占比能達到人口占比的水平，將帶來可觀的新增消費市場。服務型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不變。比如，體驗類娛樂消費等新型消費不斷涌現，登山露營和露營野炊相關產品與服務市場不斷擴大，帶來重要的新增市場。

首先，把加快推動消費結構轉型作為穩消費的重點。

穩增長重在穩消費，穩消費重在穩消費預期。相對投資來說，消費是一個發揮作用較慢的變量。需要在政策調整的同時，加快推出一系列的結構性改革舉措。否則，消費復蘇的態勢可能會相當脆弱。為此，能否采取有效舉措，盡快把居民消費信心提升到100以上，對短期穩增長，中長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具有決定性影響。

標志性指標是服務型消費占比的提升。要推動居民服務消費水平穩步提升。到2030年，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服務型消費水平爭取超過1.8萬元，服務型消費占比爭取達到55%左右。到2035年，服務型消費占比達到60%～65%。

著力擴大服務型消費效應。一是改善投資預期，市場主體經營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是短期因素造成，但要防止短期因素長期化，并且對市場主體預期帶來負面沖擊。二是助力制造業轉型，提高供給需求相匹配度。推動企業從以生產型向“制造+服務”轉型升級。消費結構升級所形成巨大的服務型消費市場，將形成服務型制造的重要推動力，促進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。三是推動科技變革。大力發展服務型科技，推動科技在消費領域廣泛應用，促進“中國智造”形成產業鏈。

其次，以結構性改革實現消費結構轉型的重大突破。

盡快改善和提振消費預期。一是出臺穩消費預期的一攬子舉措。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優化，關鍵是保持宏觀政策平穩，避免影響消費，減少資本市場波動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預期的沖擊，同時全面清理不利于消費潛力釋放的政策。二是穩定市場主體的發展預期。加大穩市場主體的結構性政策力度。對服務業中的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、個體戶，要加大專項稅費減免政策，必要時采取負稅收政策；高度關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實際效果，進一步提升財稅政策惠及小微企業的廣泛性和有效性。切實推動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政策調整；加大財稅貨幣政策的調整力度。對失業者和畢業未就業大學生提供過渡性工作崗位；對企業開展“旺工淡學”“淡學”的予以專項財政補貼和支持等。

釋放服務型消費的巨大潛力。比如，一是在教育領域，加大公共教育服務供給。在做好“減法”的同時，為了與家庭教育需求相匹配，進一步做好“加法”也是不可或缺的。二是在健康領域，著力釋放居民健康需求潛力。加快醫療健康服務市場開放，加大政策引導和支持，推動以生物技術和生命科學為先導、以數字經濟為支持、涵蓋醫療衛生、營養保健、健身休閑等健康服務功能的健康產業大發展，加大健康服務供給。三是在綠色領域，加大新型消費供給。重點是抓住新能源汽車發展的良好態勢，提速綠色出行，全面普及新能源汽車。

加快拓展和創新消費新場景。一是加快發展線上消費。鼓勵更多的線下消費線上化。鼓勵發展定制消費、體驗消費、智能消費、時尚消費等；鼓勵“互聯網+流通”發展。全面推動吃住行及旅游、娛樂等生活性服務業在線化，促進線上交易和線下服務結合，提供個性化、便利化服務。二是鼓勵傳統消費發展新業態。支持傳統消費創新更多新業態。例如，充分利用智能感知設備，大力發展小眾旅游、定制旅游等，使旅游這個傳統消費業態派生出更多的新業態。三是著力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。清除阻礙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的種種壁壘，顯著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。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，對過去受到限制的一些中高端消費，在市場準入、稅收和購買資格方面進行突破。提高城市離境退稅商店覆蓋率，豐富退稅商品品類，創建離境退稅示范街區，探索多種退稅渠道。

有效釋放公共消費潛力。一方面，加大公共消費支出力度。比如，實現財政教育支出增長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，爭取到2025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提升至4.5%～5%。一方面，優化公共服務券設計。針對不同的商品和服務，設置不同的補貼水平；加大向教育、養老、醫療和育幼等重點民生領域傾斜，發揮公共消費的乘數效應。

穩定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。一是穩住就業基本盤，提升就業質量。這就需要以穩企業為重點穩就業，重點穩定高校畢業生的就業，同時完善靈活就業制度保障，提升就業質量。二是推動居民收入穩步增長。提升居民收入水平，關鍵在于通過穩就業提升工資性收入，確保工資性收入提升速度不低于企業利潤增長速度。三是推動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制度性改革。既要提升產權保護制度化與法治化水平，穩定中等收入群體。而且需要加快優化收入分配基礎性制度，形成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。

【此文系中國（海南）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改革年度研究報告《結構轉型—跨越高質量發展門檻》部分主要觀點，作者匡賢明系執筆人】